科技史學家李約瑟提出的問題，工業革命為何在英國而不是中國發生，一直吸引著經濟史學家的目光。喬爾·莫克爾是這方面著名學者，在《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裏，他對英國在1700 年之後的一個半世紀中的經濟發展做了深入系統地解剖。作者認為，除了地理因素以及市場、政治和社會作用等大家公認的論據之外, 現代經濟增長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認知和信念, 以及這些信念如何影響他們的經濟行為。換言之，得益於啟蒙運動，技術創新和制度改革這兩種相輔相成的轉型實現了協同效應，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根源。

在1700 年之前，歐洲仍是農業經濟為主的地區，落後中國很多。在之後的一個半世紀裏, 英國經濟經歷了深刻的變化。到1850 年, 英國人口數量增加了兩倍多，城鎮化（以人口占比計算）達到45%, 比在1700 年提高了27%。1851年英國舉辦世博會時，已經成為無可爭議的世界經濟領袖, 歸功於工業革命, 今天人們所說的現代經濟增長始於英國。

英國成功的秘密是這本書研究的目標。不同於其他著作，作者並沒有僅限於從純粹經濟學視角進行分析。眾所周知，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到英國，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有當時發達的航運業、國際貿易相關產業或商業。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了較好的作用。作者指出，驅動此類發展的引擎通常是商業和制度完善, 技術只是提供輔助動力而已。通過利用更好的技術擺脫馬爾薩斯貧困陷阱只是英國經濟轉型的一個側面。越來越多的經濟史學家受道格拉斯·諾思的啟迪, 開始重視制度因素, 即經濟遊戲規則、此類規則背後的信念, 以及人們是否遵守此類規則。

作者敏銳地指出經濟增長的頭號敵人不是人口壓力, 而是各種“尋租者”。英國也是在猶豫不決中慢慢地發展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競爭更為激烈、經濟選擇更多的社會。等到維多利亞女王登基時, 英國已經發展成為人們所期望的自由市場經濟體, 尋租活動隨後逐步被消滅。一個滋生尋租行為的制度或社會顯然無法獲得效率和公平。一個成功的經濟體有賴於良好的制度為商業、金融和創新活動提供適當的激勵。當然, 我們不可能設計出一套普遍適用的“最優” 制度，制度應適應環境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制度是應運而生的，很多在當時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一個缺陷也蘊藏其中，就是制度路徑約束，一些後來變得不合時宜的制度很難以改變。因此, 重要的是, 制度應具備靈活性, 能夠隨著環境變化而變化。這就需要下列兩種規則, 即確定經濟遊戲方式的規則, 以及在必要時能夠盡可能以最低總成本改變上述規則的規則。這個成本概念既包含了經濟成本，也包含了社會摩擦成本，後者不僅可能更大，而且持續的時間往往更長。人們在自身利益因此受損的情況下很難接受此類變化，來自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很大。

諾斯也指出制度之所以發生變革, 並不是因為這樣做有效率, 而是因為支持它們的關鍵人物的理念和信念發生了變化。而我認為這個說法還應引申，其實是關鍵人物提出的主流思想影響了政府政策制訂，政府對創新的支持以及相應調整有關制度安排，更好地為轉型給予了自由市場無法提供的支持。比如，博爾頓多家動力紡織機工廠在1826年遭到攻擊，政府迅速出動維持秩序，並保護這些採用新技術的工廠的財產；1830年代，政府不顧四輪馬車車主、運河公司、收費道路公司的遊說阻撓，支持建造鐵路。英國最早實施了私有財產保護（包括專利等知識產權），到19世紀中葉, 英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無可爭議的技術領袖。英國憑藉經濟成就, 成為首個以工廠為主導的國家, 後來又以鐵路為主導, 並形成了首個龐大的工業城市無產階級。在工業革命的幫助之下, 倫敦城確立了金融霸權, 從而在數十年中主宰著國際銀行業。

英國經濟增長的巔峰隨著1914 年歐洲大陸趕上英國而開始進入平臺期,英國之後降格成為工業化國家“普通一員”。美國早在19世紀初期，也實現了私有產權保護和自由市場經濟，在更廣大、資源更豐裕的國土上，漸漸成為新的經濟霸主。美國的這個發展過程也是在兩個層面進行: 一是與自然的博弈(技術), 二是涉及與其他人互動的博弈(制度)。這對於當下的中國是個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