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滿40周年。深圳是中國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如今已成為中國的科技創新中心、區域金融中心，在公共服務、產業發展、政府運營等方面的探索與實踐上一直走在全國前列，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同時享有“設計之都”、“創客之城”等美譽。而今年，也是深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

 回望40年來的“創業”歷程，深圳有太多的經驗值得“複盤”和借鑒。而站在如今改革開放再出發的關鍵節點，深圳未來如何完成新的使命，創造新的“深圳奇跡”，也值得思考。 

 鄭磊博士的專著《潮起大鵬灣：大學生眼中的深圳》在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正式出版。本書從城市發展的多個維度分析了深圳特區的成長路徑和成功因素，並以蘇州為例對比了深圳與內地開放城市在政府作用方面的區別，最後從粵港澳大灣區的視角，對深圳未來的角色和作用做了初步分析和探討。

    “到202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滿40周年，《潮起大鵬灣：大學生眼中的深圳》正好趕上這一盛典，作為一部反映深圳發展主要成就的專著，深入分析了深圳如何在改革的春風中起步，如何渡過青春期的騷動和不安，一步步脫胎換骨，從邊陲不知名的小漁村成長為國際知名的創新大都市。作為主編，我以深圳為例，拋磚引玉，談談對中國經濟的一點感想，希望能為解讀城市創新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一點參考。”                                                             

--鄭磊

 
圖為國際新經濟研究院（INERI）創新增長研究中心主任鄭磊教授

這是怎樣一座城？ 

 理解深圳這個神奇的破土而出的城市，用摩天大廈、生機勃勃、奮發向上這些辭彙都無法涵蓋其真正特點。 

 如同要用三個詞概括一個城，這很有挑戰性，尤其對於初來乍到不久的人來說。本書的年輕作者們集思廣益，最終提煉出了：速度、創新和綠色，也許年輕人更理解年青的含義，這三個詞確實凝練而貼切地

 勾畫了這座年輕活躍、積極進取的新城。 

 深圳速度，這是小平同志當年站在國貿大廈有感而發，脫口而出的對深圳的讚揚。沒有 如此高的發展速度，怎麼可能在四十年裏在這個海邊凹凸不平的丘陵地上，拔地崛起一座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 

 深圳為什麼“牛”？因為深圳“NEW”啊!深圳“牛”在創新。

 創新，這個詞原本與深圳不搭界，還有人不會忘記當年深圳起家靠的是“三來一補”的加工製造業，先是“前店後廠”，之後又出現了聞名全國的“山寨機”製造銷售集中地。然而，鳳凰涅槃，深圳最終還是踏上了科技創新之路，這個無論知名大學還是重點研究機構數量都排名落後的地方，現在卻是大家公認的科技創新城市了。這兩個詞更多地涵蓋了深圳的經濟增長特徵，而藍天、白雲和綠地，則表明了深圳還是一個社會與經濟均衡發展的城市，是一個民眾生活滿意度高的地方。

為什麼是深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帶動城市建設不斷革新迅速發展，而深圳取得的成果尤為矚目，真正的引擎是什麼？本書從空間經濟學角度入手，解讀深圳發展。 

 對於深圳的飛速發展，一直存在一種片面看法，認為深圳當年是傾全國之力建設的特區，鄭磊博士認為，這是與歷史不符的錯誤說法。 

 回顧深圳發展過程，可以說，由國家和政府投入的資金是非常少的。深圳的起步，可謂“缺錢、少人、無技術”，捉襟見肘，雖然有土地資源，但也因為各種固有的法律法規限制，無法發揮作用。按照經濟增長理論的生產函數模型分析，經濟增長的所有關鍵要素都不具備或不充分，理論上本不具備發展的空間。深圳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在於解放了這些生產力要素：缺錢就引資，用土地換資金，借船出海，主要依靠外部投資；沒有人才，就爭取改變人事、工資等分配製度，建立激勵機制，種上能引良禽之木；沒有技術就從低端製造開始學起，滾雪球式地發展壯大；所有這一切都是從零到一，靠的都是突破約束性的制度限制。如果說中央支持了深圳，也主要是在制度層面上，給深圳開了一個個“小口子”，而且這也是深圳努力爭取來的，並不是從天而降、張口能吃的“餡餅”，很多都是深圳率先實驗，之後才推廣到其他地區甚至全國，其間需要頂住多少非議、爭論和壓力，應該說制度的破立和創新，才是深圳這一段創業過程的真正的引擎。 

 當然，毋庸諱言的是，深圳的發展具有時間和空間方面的重要因素，就是毗鄰香港這個國際化的發達經濟金融大都市，而且在時間上也滿足了香港產業升級轉移的要求，天時地利都具備，可謂“近水樓臺先得月”，這也正是本書從空間經濟學角度入手，解讀深圳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歷史選擇了深圳而不是距離香港略遠的東莞或惠州作為經濟特區，這是深圳發展的一個前因和外因，但是，如果沒有勇於改革，敢為人先的後天努力，結果也未必如此。 

 另一方面，深圳能發展出全國矚目的知識經濟和綠色低碳經濟，從單純的經濟增長有序地向更高治理品質的社會發展過渡，確實單憑依靠市場主體的自發行動是無法實現的。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環境和制度演變過程決定的。 

 本書特意將知識產權保護，創業投資和碳排放交易作為反映政府與市場正向互動關係的重要例證列舉出來。低碳經濟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碳排放交易市場將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聯通起來，通過金融資本的力量引導實體經濟的發展。 

 這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有機結合，這也是金融發達國家為了保持實體經濟競爭力必須選擇的一條道路，代表了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

 關於有為政府的爭議是政府很容易出現過度參與市場活動的情況，無論是政策制訂還是主導投資行為，容易對市場環境產生負面影響。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也存在激烈的爭論。林毅夫先生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特別強調了“有為政府”對市場的引導作用，他同時也強調這是一種輔助性的力量。主流經濟學家其實也形成了市場經濟中政府不能缺位的共識，問題只在於政府和市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怎樣的政府才算是有為，而不是亂為或不為呢？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有一個觀點頗具啟發性，政府的主要責任在於維護市場公平秩序，通過政府有形之手促進市場整體交易成本降低。換言之，政府是市場的守護人，是市場經濟的推動者。而市場主體才是經濟的引領者和主導者。政府無法替代市場主體的角色，市場主體也做不到政府能做的事情，比如制度設定和執行落實。市場本身有活力，但是往往也會走偏或過度調整，導致全社會“熵增”，無論單純的市場交易成本還是社會成本都會上升，對市場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此時，往往是政府的“有為之手”能起到糾偏和調節作用。

深圳做對了什麼? 

 深圳，則正如我們之前所瞭解的，一直探索在轉型升級的路上，積極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將聞名全國“深圳速度”轉變成聞名全球的“深圳品質”。 

 城市如何創新，這是《潮起大鵬灣：大學生眼中的深圳》關注的一個重點主題。 

 深圳曾經是經濟特區，地理位置又靠近香港，具有深水良港，那麼深圳的創新路徑是否就不可複製呢？為了回答這個疑問，本書拿一個內地城市創新城市作為對比。蘇州就是一個很好的樣本，起始稟賦優良，地理位置優越（長三角黃金地帶），靠近繁華的大上海，而且同樣受益於新加坡的產業轉移推動。 

 這是一個可比的案例。 

 另一個選擇蘇州的原因是她和內地其他城市一樣，甚至和深圳剛起步時也一樣，靠的都是低成本的土地和勞動力，以及有吸引力的招商引資條件，走上了外向型經濟增長之路。但是也和其他內地開放城市一樣，未能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實現產業升級轉型。搞清楚以蘇州為代表的內地城市和深圳的發展過程中的根本區別，才是解決問題的核心關鍵所在。

 在產業轉移大潮中，很多地方以成為“世界的工廠”為榮，而沒有認識到這只是一種短期的較低端的比較優勢，是在人口紅利期存在並依靠低成本實現的。只要經濟在增長，就不可能始終維持低成本水準，所以產業轉移一直都在進行中。深圳只是將生產加工作為攀升的起點，在政府的積極引導下，讓市場主體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在空間上的優化配置，從而衍生出了包括生產服務業在內的豐富的服務業形態，有效形成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升級，有效抵禦了低端外資製造業撤離和傳統產業遷出時造成的衝擊。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主動調整的過程，不僅僅企業參與了，政府更是引導和協助企業在調整，政府的規劃工作具有前瞻性，同時做到了分清界限，把握好政府的有為與無為，不干涉市場主體的具體經營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深圳企業形成了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和產品，而不僅僅依賴於外資企業帶來的經濟繁榮。具有自我造血能力和內生有機成長的本地企業和創業企業家群體，成為了深圳外資之外一股生命力更強的經濟增長力量。 

 其實蘇州中新工業園的起點雖然在時間上比深圳引進外資略晚，但是起點要比當年深圳“三來一補”時高得多，作為被引進的外方的新加坡，當時正是以資訊電子產業為支柱產業，所以一開始引進的就是高科技電子產品製造。這些產品的配套配套組建主要是高科技電子器件和組件，這類產品的配套能力是當地企業欠缺的，短期也無法形成這種能力，這是蘇州產業機構在引進外資之後，存在的先天不利因素。而深圳從最簡單的電子、機械、塑膠等產品的配套開始起步，經過同樣長的時間，建立了非常齊全的配套產業鏈，也增大了對外資企業的粘性，產業生態更為健康。當然，起點高也未必就是失敗的藉口，蘇州本來可以高起點，利用長三角的人才和科研院所優勢，把本地產業發展的重心放在生產工程技術支持和研發方面，高舉高打，為跨國企業提供將概念設計轉化為製造工程技術的服務能力，同樣可以佔據生產鏈的較高位置。 

 這正是市場主體和政府共同努力、各盡其職的結果。而在蘇州這樣的城市，很難看到政府恰到好處的“有為”所形成的像深圳這樣適應企業成長的社會環境，值得各地政府深思。

該學習深圳什麼呢？ 

“大社會，小政府” 

 鄭磊博士對20多年前發生的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當時，他就職於一家美資企業，該公司剛進入大陸，嘗試性地在深圳設立了辦公室，並派遣了熟悉中國情況的一名華人MBA擔任負責人。這名負責人當時深有感觸地對他說：“我非常喜歡深圳，這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和內地其他地方完全不同。” 

 他認為，需要理清政府與市場邊界。深圳政府過去40年，很多工作是在為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搭臺子，完善市場管理機制，降低營商成本，並通過前瞻性的城市發展規劃，通過政策傾斜，引導市場主體向著有利於城市和自身的方向發展。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深圳引導產業創新的各種政策，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等，不僅領先內地各城市，而且政府認真在執行，從戰略層面引領著城市的發展。 

 另外，政府需要明確自身定位。政府既有管理責任，又有服務職能，兩個方面不能偏廢，而且都是常態工作。

 政府在市場未出現問題時，主要工作在於為市場主體提供服務。這一點對於培育創新經濟，尤其重要。市場存在交易成本，有時候甚至非常高，政府可以通過有效的市場管理，******程度地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另外，創新活動存在成本和不確定性，以及負的外部性，政府可以提供創新扶持政策，提供公共創新平臺，將企業創新的資金門檻降低，甚至可以發起創新扶持資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向創新創業領域。這些都屬於戰術層面，深圳可以提供這樣的例子。 

       本文內容摘自《潮起大鵬灣：大學生眼中的深圳》，更多內容請關注此書。該書由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資助，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本書作者鄭磊系寶新金融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客座教授，國際新經濟研究院（INERI）創新增長研究中心主任，曾在綜合開發研究院從事政策研究諮詢工作。本書總結了唐傑副市長等深圳政府主要領導，郭萬達常務副院長、林毅夫教授等國內外知名學者教授的思想、觀點和相關論述，引導大學生從年輕人的視角進行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