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如何能夠平地一躍，成為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樣本，是各地城市管理者都想搞明白的問題。但真正能夠深刻理解深圳成功精髓的城市並不多。而學習了一段時間之後，大家開始反思，為什麼學不像，不僅沒有趕上深圳前進的步伐，反而差距越來越大了。

　　對於二十多年前發生的一件事，筆者至今印象深刻。當時就職於一家剛進入中國的美資上市公司，負責人深有感觸地對我說，他非常喜歡深圳，這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與內地其他城市完全不同。今天看來，這仍然是深圳有別於其他內地城市的******特點，也是很難學習之處。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集中管控、盛行“官文化”，全社會一切活動聽從政府指揮，這就是中國城市典型的文化和制度基礎。在這種政府包管一切的社會環境中，市場必然直接受到政府管理，根本無法按照自身規律去發展和運行。而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才應該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核心引擎，一個被各種行政干預束縛了的市場，必然無法展現活力。試看當下政府包辦一切的城市，市場毫無例外都了無生機。內地城市管理當局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難重振市場活力的，結果只能是“東施效顰”。

　　一個正常的生態應該是社會監督政府，政府監督市場，讓市場和市場參與者在正常環境下獨立自主地發展。如果政府權力太大，不受任何社會力量的調節，而政府又傾向於深度介入市場，則市場經濟無法建立，更談不上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良好發展。

　　市場很重要，但是高效市場並不是自發形成的，這種認識已經得到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認可。市場通常是可自行調整的，但也會出現失效，此時政府可以適當介入，加以引導，可以讓市場及時脫離失效狀態。而政府也經常失效，特別是在同市場互動過程中的失效，此時就應該有來自社會層面的監督，調整政府不當的行為，由此實現市場主體、市場環境、政府管理和社會監督的有機生態。在歐美發達國家，政府也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必不可少的作用，從財政政策到產業政策，以及市場監管制度，這些都是以政府為主的市場相關領域。政府是市場的監護人，其職責在於維護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當出現市場失效時，對其進行必要和有限度干預，讓市場能夠高效率運作。

　　市場失效情況經常發生，我們可以看到，凱恩斯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已經被西方國家用於調整總需求，而不少發達國家也採取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對供給端發生的失衡進行調整和引導。在維護市場公平方面，西方各國都重視監管，尤其是限制過度壟斷，保持合理的市場競爭狀態。政府的上述工作需要高超的能力，也是一門經濟管理藝術，並不容易做好，這也是內地城市管理者應該學習和掌握的關鍵技能。

　　過去四十年，深圳政府很多工作是在為企業搭臺子，完善市場管理機制，降低營商成本，並通過前瞻性的城市發展規劃，通過政策傾斜，引導市場主體向著有利於城市和自身的方向發展，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深圳引導產業創新的各種政策，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等，不僅領先內地各城市，而且政府認真在執行，從戰略層面引領城市發展。這與許多內地城市，政府直接插手市場的做法完全不同。

 “大社會，小政府”絕不是無政府。政府不插手具體市場活動，但要負責搭臺子，監督市場正常和有效運行，這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正常的企業不需要政府來管，這是企業家的工作。如果市場發生了政府不希望出現的問題或傾向，而又不屬於違法範疇，則政府可以通過合適的經濟管理工具，比如建立制度和制訂政策，對市場主體加以引導和督促。市場存在交易成本，政府可以通過有效的市場管理，******程度地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另外，創新活動存在成本和不確定性，政府可以提供創新扶持政策，提供公共創新平臺，將企業創新的資金門檻降低，甚至可以發起創新扶持資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向創新創業領域。

　　深圳很多做法首先來自戰略層面的設計，即政府把大問題想明白了，剩下才是具體如何做的問題。而內地政府******的障礙不是在“術”的層面，而是應該明晰城市經營管理之“道”。政府應放下身段，讓社會各主體職能歸位，全力做好政府該做的工作，提供便於企業家施展技能的市場環境。這是基本要求，在做好這一步之後，還應學習通過發展戰略和制度、政策引導市場主體的方法，既不亂為，也要有為，不斷提高城市經濟管理能力。

本文轉載自《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