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在美國大選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美國的新冠疫情發展進入了迅速惡化的階段。11月6日美國新增病例達到了132540人，甚至超過了疫情最嚴重時（4月和7月）的單日總病例數，每日新增病逝人數又達到了1000人以上。

11月6日的全球疫情統計數據

雖然總體的死亡率有所降低，但是因為疫情導致的企業停工、城市閉鎖，對於普通就業和企業運營（特別是服務業和中小商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美國股市並沒有表現出受到多少影響，反而在過去幾個月中高歌猛進，幾乎已經恢復到了疫情之前的水準，主要納入科技股票的納斯達克指數甚至還在不久前創出了有史以來的新高。

道瓊斯指數已經幾乎恢復到了今年年初的高點

納斯達克指數創出了有史以來的新高

不是說，股市是經濟的晴雨錶嗎？為什麼股市的表現和實體經濟反差如此之大？

這裏面的原因當然有很多，譬如在納斯達克指數中，大部分的增長來自於少數幾家因為疫情導致的線上服務需求，而賺得盆滿缽滿的巨頭企業，即臉書、特斯拉、蘋果、亞馬遜、穀歌等。但是即使如此，也無法完全解釋其他大部分企業的股票的反彈和堅挺。

最近，來自匹茲堡大學的金融教授 Frederik Schlingemann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金融教授 Rene Stulz 在美國經濟研究所（NBER）的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股票市場對經濟情況的代表性是否降低了？》的論文，對這個問題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其結論簡而言之就是：

跟1970年代相比，當今美國證券交易所上的上市公司，對於就業和GDP的貢獻，都有顯著下降。背後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已經完成從製造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的轉型。相對來說，服務型企業雇傭的勞動力要比製造業企業低很多。

舉例來說，1970和80年代初期，美國股市中市值******的公司是通用電氣。當時通用電氣的雇員總人數約為40萬左右，絕大部分都在美國。

然而今天，美國股市中市值******的微軟和蘋果，其在美國的雇員人數分別為10萬和9萬左右，加起來都不如當年通用電氣員工總人數的一半。

1973年，所有上市公司雇傭的員工人數，約占美國非農就業人口的42%左右。而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30%以下。也就是說，美國大約70%以上的就業人口，都在非上市公司裏工作。

在上市公司企業中工作的員工人數急劇下降

1984年，美國上市公司的營收中，大約有20%來自於美國以外的海外市場。到了2019年，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30%左右。

海外市場收入所占比例的變化

1970年代，上市公司市值和公司員工數量之間的回歸分析R平方值在0.5左右，也就是說大約50%的公司市值變化可以用員工數量變化來解釋。但這個R平方值到了2019年已經下降到0.2以下，說明公司在股市中的規模（市值）和公司本身的規模（員工數量）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明顯。

上市公司規模與員工數量之間關係越來越不明顯

這些統計數據表明，美國的上市公司和美國的普通工人之間的脫節越來越嚴重。上市公司和股市榮枯已經越來越不能反映美國的社會真相和普通老百姓的幸福程度。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在今年，美國的疫情十分嚴重，高達10萬多小企業宣佈破產，超過24萬美國人死於新冠，高達數千萬人失去工作，但美國股市卻還是表現不錯，甚至屢創新高。

從長遠來看，一國股市和經濟基本面脫節嚴重，不是什麼好事，背後體現的是嚴重的貧富差距，可能會引發人民內部矛盾的激化，值得投資者關注。 這可能也正是導致總統選舉中出現尖銳矛盾的深層原因之一：大量的中下階層，無法享受到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成果，很多則將歸結於全球化和移民，與享受全球化盛宴的精英階層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這就是從數據分析的角度，看待今天在美國大選過程中暴露出的種種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