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巍

北京立言金融與發展研究院文化和旅遊金融研究所所長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國際新經濟研究員高級研究員

“十三五”時期，我國文化金融發展在經歷短暫的高峰時期後一直處於平衡和再平衡階段，一些領域正亟待釋放創新活力。但今年逢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文化金融發展趨勢又添變數，2020年正在成為一個關鍵的歷史十字路口，基於此，北京立言金融與發展研究院文化和旅遊金融研究所所長、國際新經濟研究員高級研究員金巍對"雙循環"背景下文化金融如何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

一、新形勢下機遇與挑戰並存

在認識“雙循環”和文化金融發展之間的關係之前，首先需要對當前的新形勢有個總體上的把握。所謂新形勢，主要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由於疫情發生的眾多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同時疊加了原有的一些環境因素，如國際間不斷增加的貿易爭端。在新形勢下，對文化產業和文化金融發展來說，無疑面臨著巨大挑戰。但也需要認識到，我國既定戰略構成的環境並沒有大的變化，甚至在新的形勢下這種戰略環境會有更多的優化，所以對文化產業和文化金融來說其中仍有著巨大的發展機遇。

首先看挑戰。一個挑戰是疫情對文化產業或文旅產業的致命衝擊。在大疫之下，政府出臺了很多政策，目前復工複產工作有很大成效，但已經形成的有些傷害是不可逆的。這個行業中小微企業多，人員粘性差，一旦解散或破產就難以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這對文化金融來說非常不利。另一個挑戰是更宏觀的，是所有產業發展都面臨的問題，就是國際局勢不確定性增強，政治經濟領域局部衝突正愈演愈烈，軍事衝突危機可能性加大。如果這種外部環境有重大變化，產業發展受到的影響可想而知。

但是，對於國家來說，對於中央來說，局勢應該是總體可控的。不確定性之外，有一個確定性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不會放棄，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不會改變，要相信中央的戰略定力。當前，中央提出推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戰略，就是堅持以我為主，以積極的態度應對全球局勢的巨變。這是我們要更積極地發展文化產業的大背景，這個大背景不變，文化產業發展依舊有很好的未來。

更直接的利好背景是，中央對文化建設和文化產業非常重視，有文化產業，就有文化金融。2020年9月17日，習總書記在湖南長沙考察調研時指出：“謀劃‘十四五’時期發展，要高度重視發展文化產業。”2020年9月23日，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習總書記又強調，在“十四五”時期，我們要把文化建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要“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斷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這給文化產業界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提振了高質量發展文化產業的信心。

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走封閉的老路

如果評選今年的五大經濟關鍵字，“雙循環”肯定會入選。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020年5月23日，習總書記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委員聯組會看望政協委員時再次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這一戰略的提出已經成為指導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據，社會各界也都在積極學習理解這一戰略的精神和含義。前面說到，“雙循環”也是當前文化產業發展必須重視的一個大背景，這是經濟範疇的，與文化產業和文化金融關係最為密切、最為直接。“雙循環”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形勢下提出的，但不能簡單認為“雙循環”只是為了應對疫情。從經濟學上理解“雙循環”的話，就會發現其實對任何一個不是完全閉關鎖國的經濟體來說，雙循環一直都在。只不過對我國來說，在新形勢下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內涵要變，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更高質量的“雙循環”。

首先要正確理解“內循環”。改革開放以來，以“兩頭在外”為特徵的“參與國際大循環”已經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四十年來，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原來的循環模式顯然已經不適合發展需要。我們已經到了需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階段，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而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形成的國際經濟趨勢變化，促使我們加快重新審視內循環的內涵和重要性，是促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政策出臺的催化劑而已。我們要關注文化消費和國內大循環的關係，現在有關部門意識到文化消費的增長空間還很大，力圖使之成為內需拼圖的重要板塊。但也需要看到，文化消費的提振長期看還不是刺激政策的問題。如果居民對未來的健康、教育、居住等問題沒有足夠的安全感，大部分財富增長都不會轉化為文化消費。

第二是要特別注意“培育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不是要放棄外循環，更不是要走閉關鎖國的老路。有人把眼光盯住內循環，放棄外循環，很容易層層傳導，最終形成封閉的經濟格局。國內國際雙循環要互相促進，國內大循環是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但最終還是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我們可以這樣看，當前緊張的國際政治經濟趨勢以及由新冠肺炎疫情被迫形成的相對封閉的環境，也不啻為一個機會，我們可以安下心來練好內功，但需要時刻把練內功放在“更好地培育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個格局下進行。

三、“雙循環”背景下發展文化金融應側重哪些方面

文化金融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性，但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發展文化金融還要適應時勢，有所側重，積極作為。發展文化金融，要以制度供給營造環境並擴大資本供給，練好內功，積極參與改革開放，形成我國參與文化國際合作和產業競爭的新優勢。

第一，強化制度供給，加大政策力度，推動文化金融服務變革和資本市場供給。“十三五”期間，我國文化金融政策已經具備了體系化的雛形，文化金融服務已經實現初步專業化。《文化產業促進法》即將正式實施，其中與文化金融相關的內容基本反映了我國多年來在文化金融政策領域的主要成就，這也為未來“十四五”期間文化金融政策定下了一個基調。“十四五”時期，發展文化金融，還需要進一步豐富文化金融政策體系。“雙循環”或許應該給文化金融領域創造一個更寬鬆的政策環境，頂層設計與實際政策績效並重，精耕細作，推動我國文化金融服務體系的產品專屬化、機構專營化、市場專門化和人員專業化。資產市場改革政策背景下，要充分利用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由管道式、單點式開放向制度型、系統性開放轉變”的時機，大力鼓勵文化產業利用資本市場，推動文化產業股權融資回到正常水平線上。

第二，以“新基建”為契機，文化金融要利用金融科技應用推動場景化革命，提升自身體系化服務和防控風險的能力。2020年1月以來，央行發佈多批金融科技監管創新試點名單（中國式監管沙盒），首先在北京，然後在上海市、重慶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區、杭州市、蘇州市等6市（區）擴大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從發佈的試點專案看，大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生物識別、雲計算等技術類型的數量居於前列。我們需要特別注意金融科技在文化金融領域的應用。在這個領域，一些場景五年前就有了，但落地應用很難，主要原因是市場小難推廣，以後這些場景化的東西會進一步清晰。一些新的領域可能應用技術程度更高，如文化企業供應鏈金融、文化消費金融等。在文化金融體系方面，金融科技不僅創新了產品，而且正在構建新的文化金融基礎設施。例如，通過金融科技，可以完善原有的文化企業信用管理體系和文化資產評估體系，提高風險防控能力，比較起產品創新，這個更重要。這個領域需要特別注意文化數據資產評估與管理體系問題。

第三，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文化金融要提升服務刺激內需和文化消費的能力。我們一直在說，隨著GDP總量的增長和財富的增長，文化消費的增長也是必然的，但增長空間有多大，一直有不同的演算法。所謂內循環為主，在文化產業來說就是滿足文化內需和刺激文化消費，這在短期內是有效的，能夠對經濟增長形成支撐。我國文化消費一直都是需要補足的文化產業大循環的短板。2016年起，相關部門開始推動“國家文化消費試點城市”建設，2019年8月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激發文化和旅遊消費潛力的意見》中，又提出要推出一批“國家文化和旅遊消費試點城市”和“國家文化和旅遊消費示範城市”，這項工作即將實施，在新的“雙循環”背景下，文化金融要和這一工作相結合。發展文化金融，需要重點關注一些文化消費平臺，圍繞資訊消費、娛樂休閒消費、藝術品消費、旅遊觀光消費等消費形態大力發展消費金融。未來以3C數字產品消費為主的綜合消費信貸將有較大市場，這可以作為文化消費金融的一個類型，但主要還是要直接針對消費場景進行金融創新，例如根據藝術品消費進行的金融創新。

第四，以調結構、促發展為目標，文化金融要提升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以往的文化金融還比較邊緣化，和總體經濟發展關係不大。但當前看，無論從文化產業的重要性看，還是金融的重要性看，發展文化金融，都要進一步融入區域經濟和城市經濟發展藍圖，而不是孤立地自娛自樂。有關部門正在推動“國家文化與金融合作示範區”創建，這個示範區的一個側面，就反映出文化金融的區域經濟角色正在發生變化。在示範區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文化金融的服務功能，將文化金融納入國家層面的區域金融改革試點工作當中，從而推動文化金融融合發展示範城市建設，是可行的路線。同時，發展區域性文化金融，還要進一步結合國家戰略，要在文化產業促進新型城鎮化及鄉村振興戰略中發揮作用，要在文化產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發揮作用。

第五，結合改革開放戰略和“一帶一路”願景，文化金融要提升服務文化產業國際合作和文化貿易的能力，形成我國參與文化國際合作和產業競爭新優勢。大疫之下，影視、創意設計服務、藝術品、會展、文旅等行業的中外文化產業合作模式都已經發生變化，原有的聯合創作、生產、開發、行銷等要麼中止，要麼向數字平臺轉移，以國際合作為主線的文化產業鏈面臨前所未有的重構。面對這種形勢，金融機構應該繼續支持文化企業，就新的合作模式提供新的解決方案。在文化貿易金融方面，跨境文化電商等貿易方式數位化的趨勢加快，慣常圍繞文化貿易鏈提供的貿易融資、信用擔保、財務管理等服務，也需要在新形勢下有所變化，為數字化貿易提供更多便利。

需要關注的還有如何在自貿區框架下利用文化金融，這個領域不僅有如何支持一般文化產品貿易的問題，還有支持藝術品交易的問題。自2013年建立上海自貿試驗區以來，我國目前已經有21個自貿區，其中上海、廣東、重慶、河南等自貿區已經設有藝術品保稅倉。藝術品金融是文化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積極利用自貿區政策優勢，積極利用金融手段服務藝術品交易。同時要與財稅政策相結合，推動調整相關關稅制度，改革藝術品交易管理和服務模式。當前世界經濟局勢下，如果能夠利用好這個窗口期，化危為機，積極創新，大膽實踐，大陸應該出現真正的世界藝術品交易中心。

本文根據金巍在2020年10月22日舉辦的第二屆開封國際文化金融與貿易論壇上的演講及PPT文本整理。

來源：微信公眾號“深圳文化產權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