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考察了數字貨幣的全球發展和競爭，並研究了中國中央銀行數字貨（CBDC）的設計。此外，在修正現有文獻不足的基礎上，本文基於四部門DSGE模型對DC / EP發行的經濟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結果表明，DC / EP在銀行存款上的替代效應是有限的，單位影響可以使經濟增長率提高0.15％，整體經濟效果是積極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杠杆比率，有利於降低系統性財務風險。因此，作者認為中國應加快DC / EP的研發，並啟動試點計畫以促進DC / EP。此外，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數字貨幣法規的起草，有選擇地放開海外節點的管轄權，共同為子孫後代建立綜合的數字基礎設施。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研究所（微信ID：ruc_fintech）對此進行了編譯。

來源 | China Economic Journal

作者 | Wu Tong

引言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貨幣數位化作為現代經濟金融的基本基礎設施和核心變數已成為歷史發展的趨勢。實際上，隨著互聯網，人工智慧和區塊鏈等現代數字技術的集成，金錢本身的概念變得越來越模糊，呈現出重新定義的趨勢。總而言之，存在三種對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有潛在影響的數字貨幣：第一類是加密的數字貨幣：以比特幣和以太坊為代表的；第二種是以Libra和USDT為代表的全球穩定幣，最後一種是由中央銀行直接發行的數字貨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

目前，CBDC仍處於研發和試點階段，因為仍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和證明。在此基礎上，本文從理論和實踐角度考察了數字貨幣在全球範圍內的發展，並研究中國CBDC或數字貨幣/電子支付（DC / EP）的設計。此外，在修正現有文獻不足之處的基礎上，本文基於四部門DSGE模型對DC / EP發行的經濟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

全球數字貨幣發展的競爭狀況

為了回應數字金融創新和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近年來，許多中央銀行已開始開發和試行CBDC，CBDC是貨幣數位化階梯上的第一個梯級。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於2020年1月發佈的關於CBDC的工作報告，該報告對全球21個發達經濟體和45個新興經濟體進行了調查，至少80％的中央銀行表示他們正在積極研究CBDC，30％的央行表示將在短期到中期的將來發行CBDC。

中國的進展情況

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數字貨幣被命名為“ DC / EP”（數字貨幣/電子支付），目前處於零售支付的位置，目前是研究和開發的全球領先者，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早期準備階段，其主要里程碑包括：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了CBDC特別工作組，以研究其在2014年的潛力；中國人民銀行對其2015年發行CBDC的原型計畫進行了兩輪修訂；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澄清了2016年1月發行央行的戰略目標。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確認，數字票據交易平臺將成為銀監會的試點工作，並於2016年11月開始封閉式開發數字票據交易平臺。數字銀行承兌匯票平臺的測試已於2017年2月成功舉行; CBDC研究所於2017年5月正式成立。

第二階段是穩步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突出事件有：中國人民銀行黃金白銀局肩負著大力推動2018年中國銀行業發展研究中心的任務。CBDC研究院於2018年6月成立了全資擁有的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CBDC研究院與南京市、南京大學、江蘇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合作，建立了南京金融科技研究與創新中心，作為示範基地。CBDC研究院通過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與蘇州高鐵新城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聯合成立了長江三角洲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於2019年3月提供。這為CBDC提供了組織和物質基礎。

第三階段是加快研發和試點階段，這一階段的顯著事件如下：2019年下半年開始加快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工作，面對全球穩定幣競爭日趨激烈;國務院於2019年7月正式批准了數字人民幣的研發，中國人民銀行組織了其他市場參與者（“四大”商業銀行，即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三大”電信公司，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以及一些互聯網巨頭，例如騰訊和阿裏巴巴，開始進行數字人民幣的分佈式研發，而且優先考慮在蘇州、深圳、雄安、成都和2022年冬季奧運會期間試行專案；在蘇州市相城區，政府部門以數字人民幣的形式發放了50％的旅行補貼；深圳市羅湖區啟動了數字人民幣試點專案，發行了1000萬元人民幣，可以在該區的3389家不同企業中使用，沒有支出門檻。

     DC / EP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進位框架

基於DSGE的央行數字貨幣的經濟效應研究

目前，只有Barrdear（2016）和姚前（2019）使用DSGE模型定量研究了在美國和中國發行CBDC的經濟影響。Barrdear和Kumhof（2016）的結果對於中國人民銀行發行CBDC而言意義不大，因為它使用了美國的經濟參數。姚前（2019）借鑒了Barrdear and Kumhof（2016）的四部門DSGE模型，並根據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採用了利率走廊機制。姚前的研究指出，CBDC的衝擊不會引起銀行存款的大幅減少，而是會出現小幅下降，之後它們將穩定下來，同時還可以促進0.01％的經濟增長。但是，姚前（2019）的假設存在邏輯上的矛盾：銀行存款的調整成本作為負效用進入家庭效用函數，這意味著無論其增加還是減少，家庭的銀行存款都會給家庭帶來負面的效用。姚前（2019）將其解釋為嚴重依賴銀行帳戶儲蓄所造成的服務約束。這種假設等同於人為地規定，無論是否存在CBDC，家庭都將傾向於不調整其存款規模。基於這種類型的假設，相對容易理解的是，CBDC造成的衝擊的結果，即導致家庭傾向於不大幅度調整其存款。但是，調整存款的成本與當前的銀行支付系統的實際情況不符。實際上，姚前（2019）也將存款定義為傳統的儲蓄存款，用戶無法使用卡付款或寫支票，唯一改變存款金額的方法是通過取款或在銀行排隊進行匯款，即顯然完全不符合目前的現實。一個更直觀的假設是，銀行存款和CBDC都可以為家庭帶來積極的效用，並且兩者可以相互替代，這種替代形式的程度可能會隨著CBDC相關技術的成熟以及公眾對CBDC的接受度的變化而改變。CBDC和匿名付款需求程度的變化。

綜上所述，我們試圖在“金融加速器”和家庭效用函數修正的框架下，建立包括居民，製造商，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在內的四部門DSGE模型，以研究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CBDC對經濟的影響。

計算結果如下：

在短期內，存款利率經歷約0.023個單位的顯著上升，並且從長期來看也可以看到約0.004個單位的上升，這可能是由於銀行存款的替代與CBDC合作，迫使商業銀行在更長的時間內“預防性”提高存款利率。這樣，利率也將長期上升。

同時，價差在短期內也下降了約0.0006個單位，而從長期來看，則產生了負面影響。這表明在金融加速器框架下杠杆率下降了。CBDC提高了中央銀行貨幣流通的速度和效率，提高了經濟體系中M0的比例，降低了杠杆作用，還降低了系統性金融風險。

最後，每個正單位效應的CBDC替代彈性將有利於增加經濟產量，因為短期和長期產量將分別增加約0.13％和0.15％。這可以歸因於支付便利性的提高，宏觀調控效率的提高以及CBDC引入的系統性風險的降低。與姚前（2019）的研究相比，CBDC將長期產出提高了0.01％單位，對經濟的提振更為明顯，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將金融加速器效應納入內部後，結果更為準確框架。

總結

面對全球數字貨幣的競爭，中國已逐漸將數字貨幣提高到國家戰略水準。促進CBDC是一項系統的全球性專案。它應該服務於政策目標並防止潛在風險。鑒於全球數字貨幣的發展，本文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考察了中國CBDC的機制。此外，在糾正現有文獻不足之處的基礎上，本文基於四部門DSGE模型對中國發行CBDC的經濟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結果表明，CBDC替代銀行存款的影響是有限的，而單位影響可以使經濟增長率提高0.15％，總體經濟效果是積極的，同時降低了杠杆率比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

因此，本文認為中國應加快對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啟動試點計畫並推廣數字貨幣；此外，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數字貨幣法規的起草，有選擇地放開海外節點的管轄權，共同為後代建立一個綜合的數字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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