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與國際三大標杆城市多維度比較，一方面是充分總結在經濟、金融、科技、政府效率等方面優勢，另一方面要在具體領域尋找差距，有的放矢地補齊短板。比較，是深圳打造全球標杆城市的必然過程。

2019年8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出臺，明確提出深圳到本世紀中葉的發展目標，即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就目前來看，紐約、三藩市、東京是全球公認的標杆城市，也是世界三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代表著全球金融、高科技產業和先進製造業的最高水準。因此，深圳在打造全球標杆城市的過程中，必然要與紐約、三藩市、東京等城市進行對標。

一種觀點認為，從經濟發展、創新動力、國際影響力等因素評估來看，現在的深圳只相當於1980年左右的三藩市、2000年左右的紐約、2005年的東京。但事實上，經過四十年的跨越式發展，深圳無論是在經濟水準、創新動力還是國際影響力方面，都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與世界標杆城市的差距明顯縮小。正如習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所強調，深圳用40年時間走過了國外一些國際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歷程，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充分說明當今深圳的城市競爭力與40年前的三藩市、20年前的紐約以及15年前的東京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根據倫敦金融城（Z/Yen）集團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開發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最新一期結果，深圳由全球競爭者城市上升為全球性頂尖城市，與倫敦、紐約、上海、北京、香港、新加坡、三藩市、迪拜、日內瓦、東京處於同一梯隊。

通過與國際三大標杆城市的多維度比較，一方面可以充分總結深圳在經濟、金融、科技、政府效率等方面的優勢，堅定深圳打造全球標杆城市的信心，另一方面，可以在局部領域尋找與全球標杆城市的差距，包括與三藩市的科技差距、與紐約的金融差距、與東京的產業集群差距等，明確頂層體制機制設計和實施路徑，積極爭取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有的放矢地補齊各領域的短板，“五位一體”地打造國際標杆城市。

一、深圳與世界三大標杆城市的經驗數據比較

（一）經濟發展的視角

1、深圳中小企業初具與世界標杆城市比肩的韌性

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是推動經濟增長、保持經濟活力的源泉。東京、紐約等城市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全球標杆城市，離不開一大批中小企業的支持。

（1）企業結構對比。在企業結構方面，2020年，紐約市約22萬家企業中，98%是小型企業（員工數量不到100人），89%是微型企業（員工數量不到20人），這些小微型企業雇傭了紐約近一半的勞動力。日本統計年鑒也顯示，東京中小企業數量占比高達98.9％，是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與紐約、東京類似，深圳的發展同樣得益於中小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截至 2020 年 9 月底，深圳市民營經濟商事主體達 348.1 萬家，全市每千人擁有商事主體259戶，擁有企業162.9戶，創業密度全國最高，已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創業之都”。由此可見，在企業結構方面，深圳已經具備與紐約、東京相似的經濟發展優勢。

（2）企業數量增長對比。在企業數量增長方面，東京、紐約的中小企業增長相對平穩，對於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穩定器”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中小企業的增速趨緩對於經濟增長和城市活力的提升都產生了一定的制約作用，以至於東京、紐約等傳統標杆城市被深圳等新興城市快速追趕。相比較而言，2015至2020年，深圳商事主體總量的年均增長率達到20%以上，為深圳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深圳縮小與全球標杆城市的差距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3）企業穩定性和抗壓性對比。在企業穩定性方面，東京灣政府對於扶持中小企業發展、保持中小企業穩定性推出了一系列有借鑒意義的舉措。毫無疑問，政府在促進中小企業更好成長方面發揮著關鍵性作用。但一些觀點認為，政府的功能是讓中小企業不受太多風雨摧殘而形成大樹，但事實是，中小企業如何活得更好，關鍵在於其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和企業家精神，而不是依靠政府的過度保護。深圳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是通過“殺出一條血路”闖出來、創出來、幹出來的，而不是在政府的溫室中成長起來的。放眼於全球的龍頭企業，也必然是在飽受風雨磨煉中成長壯大的。相反，政府的過度保護可能會抑制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利於企業發展壯大。政府更多地是為企業提供更優質的服務，為企業發展制定更加科學的激勵機制，以及在極端環境下為企業發展保駕護航。

在中小企業的抗壓性方面，一些觀點認為，深圳中小企業的抗壓性明顯不足，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小企業本身信用等級較低，融資和抵禦風險的能力較弱，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現象，而並非深圳特有的現象。東京等城市的中小企業表現出的抗壓性，更多地是依靠政府的外力，而並非源於企業自身的抗壓性。

數據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紐約和東京中小企業的抗壓性同樣受到明顯衝擊。其中，紐約近6000家企業倒閉，申請破產的企業數量激增約40%。而2019年日本全國負債1000萬日元以上的企業破產數量同比增長1.8%，達到8383家，是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出現的最嚴重情況。今年2月以來已有141家日本企業破產，且破產企業數量仍在持續增加。

相比較而言，在疫情期間，深圳中小企業的抗壓性雖然受到顯著衝擊，但仍然表現出較強的韌性。深圳GDP增速從2020年一季度的-6.6%到上半年的0.1%，在中國四大一線城市中率先實現上半年GDP正增長，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2.6%，領跑中國一線城市，這離不開中小企業對深圳經濟的強有力支撐。

2、深圳的世界500強企業呈現趕超世界標杆城市的蓬勃發展之勢

一個城市的世界500強企業的數量和規模既是衡量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也是體現中小企業孵化效率的重要表現。2020年，深圳以8席之位超過香港、廣州、杭州，位居中國城市第三名。從數量來看，深圳與矽谷已經接近，與東京、紐約還存在較大差距。但可以看到的是，深圳作為發展只有40年的城市，其世界500強企業數量已經超過了洛杉磯、慕尼克和新加坡等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城市，取得如此成績實屬不易。從企業平均營收來看，東京上榜企業平均營收為638億美元，紐約上榜企業平均為736億美元。而深圳上榜企業平均為809億美元，超過紐約和東京，表明雖然從總營收上深圳不及紐約和東京，但深圳上榜企業實力十分雄厚，經營效益明顯。與此同時，深圳的世界500強企業也表現出三大特徵。

第一，深圳的世界500強企業除了深投控是國有企業之外，其他都是民營企業，與北京和上海的世界500強企業性質存在明顯不同；除了恒大誕生於廣州之外，其他均在深圳成長壯大，展現出深圳在企業孵化上的優勢。

第二，深圳的世界500強企業上升態勢明顯。從排名看，平安、華為、正威、騰訊、萬科等5家企業較去年排名均有所上升。騰訊和萬科的排名分別上升了40位和46位。華為儘管遭遇各種挑戰，仍然保持了上升勢頭，由去年的61位升至今年的49位。

第三，深圳的世界500強企業後備力量充足。深圳在很多行業領域已擁有一批規模大、創新力強、具備衝擊世界500強的千億級或是接近千億級的領軍企業。這些企業與最近30年新增的世界500強企業的科技創新特徵相近。在接下來的10年內，深圳在新能源、智能製造、供應鏈、金融等領域預計會誕生一批世界500強企業，在數量上有望超過三藩市，與紐約相當。

3、深圳的經濟發展呈現出優於世界標杆城市的增速與活力

2019年，深圳GDP從1978年的不足2億元增長至2.69萬億元，在全球城市經濟競爭力排名全球第四，也是中國唯一進入前十的城市。深圳建市40年來，年均GDP增速超過20%，年均稅收增速接近30%，增速遠超世界標杆城市。即使是在疫情的嚴重影響下，深圳前三季度的GDP增速仍然能夠保持在2.6%，表現出明顯快於世界標杆城市的增長水準。

對比來看，2020年，深圳GDP預計將突破4000億美元，雖然仍然不及紐約和東京GDP的1/2，但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三藩市。與此同時，深圳失業率為2.4%，遠低於紐約失業率4.3%。

人口增長是城市發展和創新的基石。目前深圳每年人口增長率為0.9%，與紐約、三藩市持平，優於東京的0.77%。從人口總量來看，2020年，深圳有1290萬人，略低於東京的1318萬人，明顯超過紐約的850萬人和三藩市灣區的768萬人，實際管理服務人口2500萬左右，具有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潛質。更為重要的是，深圳平均年齡僅為33歲，相比於人口老齡化嚴重的東京，深圳人口紅利帶來的優勢顯著。

4、深圳產業結構具備世界標杆城市的多元化基礎

城市競爭力的比較是產業綜合競爭力的比較。一些觀點之所以認為深圳的產業發展水準落後世界三大標杆城市15年以上，是基於單個產業比較得出的結論，而忽視了整體產業結構和產業生態的重要性。

總體而言，深圳產業結構主要表現在金融產業與科技產業相得益彰，高質量發展的特性日益凸顯。一方面，深圳是敢為人先的科技之城。2019年，深圳已經擁有華為、騰訊、大疆科技等一批世界級電子資訊企業，電子資訊製造業規模已占全國規模的六分之一，約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深圳是比肩一流的金融之城。雖然深圳金融中心排名全球第九，但是，深圳的資本市場卻是國內最具活力的，深交所交易量多年位居全球前三。2015-2017年，深交所IPO企業數量************。更為重要的是，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決策、親自推動的“雙區”戰略驅動下，深圳金融的軟環境將不斷提升、完善並與國際主流規則接軌。2020年前三季度，深圳金融業實現增加值3118.98億元，同比增長10.2%，比上半年（9.1%）提高1.1個百分點，金融業增加值占同期GDP比重為15.8%。前三季度金融業實現稅收（不含海關代征和證券交易印花稅）1102.5億元，占全市總稅收的24.2%，繼續穩居各行業首位。

深圳的產業結構凸顯“三個為主”：經濟增量以新興產業為主，新興產業對GDP增長貢獻率達40.9%；工業以先進製造業為主，先進製造業占工業比重超過70%；三產以現代服務業為主，服務業占GDP比重60.5%，現代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提高至70%以上，以金融業和高新技術發展為背景的深圳市未來將有更大的優勢打造成國際化標杆城市。

相比較而言，儘管三藩市、紐約、東京在科技、金融、高端製造業等領域具有明顯優勢，但在產業的完整性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短板。

對於三藩市而言，高科技產業是其支柱產業，在此誕生了蘋果、穀歌、微軟、特斯拉等一批享譽全球的高科技企業，集聚了全球最為重要的創新資源和核心技術，這是助力三藩市成為世界標杆城市的最重要條件。然而，與深圳相比，三藩市的金融業態存在一定不足，金融市場主要以創投市場和社區銀行為主，金融的功能集中體現為企業孵化功能，但缺乏國際創新資本集聚所需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也缺乏進行風險管理的衍生品市場，因此較難通過資本市場對企業的中後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和貢獻。相反，隨著中國全面擴大開放的“雙迴圈”戰略的不斷推進，深圳中小企業獲得資金的成本將不斷降低，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功能將得到進一步彰顯。

對於紐約而言，以金融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毫無疑問是其重要的支柱產業，代表著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產業發展水準。紐約的15家世界500強企業中，共有11家為金融企業，高居************。但除此以外，紐約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只有1家制藥企業（輝瑞）、1家煙草公司、一家電信公司和一家食品公司（百事公司），表明紐約在實體產業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短板，尤其是在科技行業缺乏世界龍頭企業，極易造成金融脫實向虛和產業空心化，對產業的長期健康發展和國際領先地位的保持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對於東京而言，其經濟形態已經邁入知識密集型的服務型經濟形態，產業生態完整，高端製造業優勢突出，形成高端製造業和高附加值型服務業並舉的產業結構。無論是世界500強企業的數量還是規模，東京均排全球第2名，僅次於北京，明顯高於紐約、三藩市和深圳。同時，東京的世界500強企業的行業分佈廣泛，覆蓋金融、汽車、零售、醫藥、電子等行業。然而，在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後，東京的產業受到較大衝擊，增長相對乏力，企業盈利能力和利潤水準均低於三藩市、紐約和深圳。與此同時，東京產業在近年面臨來自中韓等國產業替代的挑戰以及互聯網產業變革的衝擊，產業競爭力可能面臨進一步被削弱的風險。

（二）創新動力的視角

在總體創新實力方面，深圳的研發、專利等指標與世界標杆城市差距在近20年明顯縮小，基本代表中國最高的科技水準，個別領域處於全球領先水準。從數據來看，全社會研發投入超千億，占GDP比重由2012年的3.81%上升到2019年的4.93%，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約占全國30.6%，連續16年居中國城市首位，總量超過英國、韓國、新加坡。2019年，深圳已經擁有華為、騰訊、大疆科技等一批世界級電子資訊企業，電子資訊製造業規模已占全國規模的六分之一，約占全球的十分之一。作為全國重要影響力的風投、創投中心城市，深圳已形成梯度分佈格局和老中新層次體系，成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新引擎”。

在基礎研究方面，深圳與全球基礎研究的標杆——矽谷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矽谷在20世紀80年代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誕生了一批************的企業。正是得益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確立的先發優勢，其他地區通常只能享有矽谷核心技術的使用權，而無法享受核心技術的共同開發權，因此，矽谷至今仍然通過成本壁壘和技術壁壘在部分核心技術研發和使用上佔據主動。中國由於在核心技術的研發上起步較晚，易於受到其他境外企業的技術掣肘，這是深圳乃至中國急需補齊的短板。

但一方面，需要以動態的眼光看待技術變化。當前，以資訊化、智能化、數位化和新能源、新材料為主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已經逐漸成為共識。在數位化、智能化等領域，深圳與國際標杆城市基本處於同一起跑線，甚至處於全球的領跑者，有望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實現研發和科技的彎道超車。

在由英國智庫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中，深圳金融科技排名首次躋身全球前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專利資料庫發佈的《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專利排行榜TOP100》，中國平安以1604項金融科技專利申請量排名************，在榜單前10名中，平安旗下公司佔據一半，平安科技、金融壹賬通、平安人壽、平安產險及平安醫保科技悉數入榜。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媒體IPR Daily發佈的2019年全球銀行發明專利排行榜（Top100）中，微眾銀行2019年以632件專利申請量成功躍居全球銀行發明專利排行榜首位。

另一方面，需要以全面的眼光看待技術變化。儘管基礎研發仍然具有最高的附加值，但隨著技術和生產工藝的複雜程度日益提高，一項高精尖產品的研發往往需要依託完整的產業鏈和創新鏈，要求大量高科技企業的協同合作，而單一企業的話語權已經被大幅削弱。目前，深圳在全世界高科技產業鏈和創新鏈的環節中已經佔據了重要位置，這將助力深圳搶佔世界基礎研發領域的制高點。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觀點認為深圳的本土高校較少，各類智庫相對有限，對於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不足，與國際標杆城市以及國內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存在明顯短板。但從今年招生情況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的本科最低錄取分數線已經高於中山大學，本土高校正呈現強勢崛起之勢，並且隨著深圳政府大力引入名校入駐，深圳在教育品質和數量上的差距與標杆城市正在逐漸縮小。事實上，高校及其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對一個地區的長遠發展是一個重要指標，但不是決定因素。

（三）國際影響力的視角

國際影響力是世界標杆城市的必備要素。在國際影響力方面，深圳與國際標杆城市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這來自於深圳政策支持力度相對不足、城市發展歷史較短、城市發展空間受限、營商環境有待進一步加強等主客觀原因。通過總結國際影響力的形成因素，可以為深圳未來的發展指明方向。

1、國際影響力需要歷史的積澱

深圳是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一手締造的嶄新城市，相比於其他具有超過百年歷史的城市，深圳的歷史積澱相對不足，難以在歷次工業革命中充分積累國際影響力，需要充分把握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未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戰略機遇期，不斷在經濟、金融、科技等領域提升國際地位。

2、國際影響力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支持

縱觀世界三大標杆城市的發展歷程，政府的頂層設計都或多或少地貫穿了城市繁榮發展的始終，政府超前的頂層規劃使城市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稟賦和經濟發展潛能得以充分發揮。政府還通過超前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專項規劃和發展戰略，通過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使得城市在既定的軌道內平穩有序發展，從而達到提升國際影響力的目的。

3、國際影響力需要高度開放的市場

國際標杆城市通常具有高度國際化的市場，這就要求具有高度自由可兌換的國際貨幣，高度便利化的跨境資本流動，高度國際化的金融市場。由此可見，高度開放的市場也是提升國際影響力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在全球大國競爭格局日趨複雜、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疊加的背景下，必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突破關鍵領域的開放制度，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創造更大範圍的開放格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重大舉措的落地實施。正如習總書記所強調，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進行。長期以來，深圳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必將在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受益。深圳也只有在改革開放再出發的過程中貫徹“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的使命，才能實現國際化水準和影響力的提升。

4、國際影響力需要集聚各類要素和資源

世界三大標杆城市都具備極強的要素和資源集聚能力，能夠對資本、企業、人才等產生虹吸效應。相比較而言，深圳目前缺乏重要的國際組織和機構，承擔的大型國際會議和活動相對不足，各領域發展規劃和標準尚未與國際接軌，不利於深圳國際形象的提升。以金融行業為例，無論是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還是*********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深圳都長期處於追趕者和模仿者的角色，不利於深圳塑造卓越的世界標杆城市，也不利於高端人才、基礎人才的集聚。與此同時，相比於東京、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深圳的土地資源相對匱乏，對各類國際化要素的集聚形成了較大制約。

5、國際影響力需要採用全球主流的規則和標準

以紐約、東京和三藩市等為代表的世界標杆城市在不同領域的發展過程中，通常已經制定了一套具有國際認可度的規則，或者已經採用了符合國際規範的主流規則，大幅降低了境外人員或機構參與本土的投資交易、技術研發等方面的規則障礙，進而易於在全球形成影響力。因此，深圳在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加強對境外主流規則的瞭解，一方面增強對於境外主流規則的適應程度，另一方面增強在國際主流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6、國際影響力需要強有力的經濟基礎

無論是紐約、東京和三藩市，都屬於高密度、高產出的超級發達地區。而深圳已經具備了較大的經濟規模，並且相比於全球標杆城市，經濟仍然保持在中高速增長，具備了成為全球標杆城市的經濟基礎。

7、國際影響力需要依託一流的宜居環境和營商環境

在央視發佈的《2019中國城市營商環境報告》中，深圳營商環境指數位列全國前三，可見深圳在改善營商環境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此同時，深圳單位GDP能耗、水耗全國大中城市最低，PM2.5年均濃度持續下降，空氣品質達到國際先進水準，建成“千座公園之城”，常態化的碧水藍天綠地成為城市靚麗名片。未來深圳可在宜居環境和營商環境的改善上持續發力，在可持續金融等領域實現搶位發展。

綜合而言，深圳的總體發展水準和城市競爭力已經處於全球性頂尖城市的行列，且在發展潛力上明顯優於傳統標杆城市，具備了打造世界標杆城市的基本條件，但在局部領域與國際標杆城市仍然存在較大差距。未來深圳應當充分利用自身的經濟優勢、產業優勢、政策優勢，推動重點領域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二、政府在深圳創新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一些觀點認為，相比於東京等世界標杆城市的政府，深圳政府在促進企業創新發展中的作用明顯不足，但事實上，長期以來，深圳市政府始終堅持市場化導向，一直不遺餘力地進行政策、體制機制的創新，充分發揮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政府效能，不斷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更好地支持和鼓勵企業開展科技創新。這也是深圳的靈魂、風格！

長期以來，深圳“摸著石頭過河”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的科技創新引導與激勵政策措施，而深圳產業和企業的發展也離不開一系列產業政策的強有力支持。按照產業政策的主導方向，可以將產業政策分為特區起步與工業化啟動、特區城市化與快速化工業、全域城市化與高新產業主導、城市轉型與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自主創新示範區建設與“雙創驅動”等五個階段。在各個階段，深圳市政府均審時度勢，出臺大量產業支持政策檔，帶動產業快速發展。

例如1999年9月，深圳市人民政府發佈《關於進一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簡稱《新22條》）以搶佔引進人才、引進成果的“雙引進”為制高點，在八個方面實現了高新技術產業政策的創新和突破。特別是高新技術專利企業入股上限提高到35%的突破，導致後來我國《公司法》修改，並對深圳市成為全國高新技術創新中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近幾年，深圳市政府又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比如《深圳市扶持金融業發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進創業投資行業發展的若干措施》等，其中，《深圳市政府印發關於以更大力度支持民營經濟發展若干舉措的通知》，設立了總規模1000億元的深圳市民營企業平穩發展基金，主要用於解決民營上市公司股票質押問題，對於符合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有發展前景的民營企業進行支持。此外，針對深圳IP和知識產權保護，深圳建立起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出臺營商環境改革20條，以及《關於促進科技創新的若干措施》等。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上半年，深圳認真落實國家部委有關金融支持政策，督促銀行機構對中小微企業貸款實施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不抽貸斷貸壓貸，體現出疫情下的金融擔當。一是出臺“惠企16條”政策，對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中小微企業進行貸款貼息，按實際支付利息的50%給予總額最高100萬元的補貼。二是用足用好央行專項再貸款再貼現資金，截至2020年6月底，深圳84家重點企業獲得優惠利率貸款合計44.7億元；地方法人銀行累計發放符合支小再貸款要求的小微貸款65餘億元，平均利率4.14%；轄區金融機構辦理企業復工複產再貼現業務近4000筆，合計125.7億元。三是深圳在全國率先啟動“金融方舟”專案，組織銀證保各類金融機構協同作戰，創新開展金融支持企業抗疫專項行動，截至2020年7月，已舉辦8場政策宣講會暨銀企對接會，服務中小企業2.5萬家，累計放款超過1500億元。此外，充分發揮國有融資性擔保機構作用，通過減免擔保費等系列措施，為更多企業提供臨時性周轉資金和中長期增信支持。

未來深圳政府還將進一步優化政府與市場的功能，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先行先試創新鏈產業鏈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佈局產業鏈，在關鍵節點上對中小企業進行更加精准的調控、扶持、支持。

三、深圳打造國際標杆城市的重點發展方向

（一）頂層設計支持，實現重大制度創新

頂層設計是保障改革系統性、總體性、協調性的基礎。只有通過頂層設計，才能系統性地推動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的改革，才能著眼於推動對創新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改革，才能以更大的視野和格局看待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頂層設計，才能總體性地規劃由點到面、五位一體的改革，才能使黨中央賦予深圳綜合授權改革試點的自主權發揮******效能。只有通過頂層設計，才能協調性的推動“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充分發揮改革政策之間、產業之間、區域之間的協同效應。

在深圳打造世界標杆城市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大量重大舉措的實施，而金融業等部分行業屬於中央事權高度集中的行業，其創新發展需要中央各部委全力支持與相互配合。傳統的由下而上的、未經統籌的、分散的申報與推行方式，既難以在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間形成改革合力，也影響金融創新發展的效率。因此，一方面，必須在頂層設計的統籌下，強化先行示範區建設的戰略意義，促使中央各部委以更大力度推動先行示範區與國際市場接軌以及重大工程的落地。另一方面，有必要借鑒海南自由貿易港在法治建設方面的政策經驗，通過頂層立法的形式，保持先行示範區建設整體制度更加定型和穩定，既保證“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又通過法治力量推動改革深入，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二）摸著石頭過河，實現重點領域突破

在頂層設計的基礎上，必須繼續堅持“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不斷在實踐中檢驗深圳改革開放的理論。只有敢於“摸著石頭過河”，善於“摸著石頭過河”，才能實現穩定與創新發展的有機平衡。深圳在與國際主流規則接軌的過程中，可能涉及大量並無先例的創新性舉措，通過“摸著石頭過河”這種漸進式的實踐方式，既有利於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方向，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保證一攬子試點政策取得實效。同時，又能夠有效規避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大失誤，降低先行先試面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風險。

（三）探索重點國際規則接軌

第一，以創業板發行註冊制改革為契機，推動資本市場發行規則與國際接軌，進一步樹立“大市場、小政府”和“資本市場著眼於未來”的國際化發展理念。同時，加強與註冊制相關的配套制度安排，包括事前資訊披露、事中交易和一線監管模式、事後違法懲戒和退出機制等，使註冊制的制度設計充分對接國際標準。第二，嘗試在深圳試點與國際接軌的金融法律體系，包括金融法律仲裁模式、投資者保護、債券違約處置等，使深圳金融案件的處理符合國際法律規範。第三，嘗試構建與國際接軌的債券評級體系，著力完善評級技術與數據體系，打造具有國際公信力的評級標準，助力深圳本土企業通過“走出去”實現國際化融資；第四，探索在稅收制度上對標香港、新加坡、倫敦等標杆城市，嘗試最具競爭力的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資本所得稅制度；第五，嘗試在金融科技、綠色金融、金融發行承銷服務等方面與國際接軌，增強深圳在國際行業標準樹立中的話語權，提升深圳投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金融服務類機構的國際競爭力。

（四）助力打造與紐約、三藩市、東京三大灣區比肩的粵港澳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深圳作為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必須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尤其是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在重點領域探索從分散到統一的實施路徑，突破制約粵港澳深度融合和高效融合的體制機制障礙。必須以更大的勇氣和決心、更大的格局和智慧，實現大灣區各類要素互聯互通體制機制的大破大立，提升市場一體化水準。

與此同時，在繼續堅持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同時，需要突破深圳土地匱乏等資源上的瓶頸。一方面，需要爭取中央、廣東省同意深圳適當擴容，並加快在新增土地上形成生產能力，讓深圳充分發揮大灣區核心引擎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好現有的深汕合作區、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土地資源，承載深圳支柱產業的空間轉移，以此進一步提振深圳經濟和先行示範區發展的預期。

（五）注重港深融合發展

深圳產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毗鄰香港這一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香港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與國際接軌的市場基礎和制度基礎為深圳金融業的國際化路徑提供了重要參照，為深圳開展國際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平臺。儘管當前香港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多困境，但香港金融業的國際化根基依然牢固，港深金融融合發展的訴求依然強烈，香港金融業依然是深圳學習和借鑒的範例。因此，站在深圳金融業進一步騰飛的起點之上，以及香港金融業化危為機的轉捩點之上，港深融合發展可能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具緊迫性和必要性。因此，需要實現與港澳在經濟、科技、產業方面的合作、互補，更好貫徹“一國兩制”和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方針。

作者簡介：

林居正，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副巡視員、深圳市金融穩定發展研究院副理事長，深圳市決咨委深圳先行示範區專家金融組副組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客座教授，國際新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高級顧問。